“格物致知”的出现及影响“格物致知”出自儒家经典文本《大学》，我国古代的大学是以“穷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”为基础，讲究读书，做人的道理，成就完善人格、道德君子的终极目标。 后世儒家提倡真正的道德不单是理论问题，也是实践问题，注重的是知行并重的学问。 朱熹把《大学》定型为“三纲八目”， “三纲”亦即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，意思是发扬本来具有的光明的道德心，在亲近人民的过程中推广光明的道德心，最终实现以至善的道德实践为目的的三大原则。“八目”就是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，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八条目。个人道德的实践应以道德心为基础，要把道德拓展开来，就必须从自己的内心出发，如果说一个人的学识和修养，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是“治国、平天下”，那么“格物致知”就是起点，成为圣人的起点，也是理学的起点。“格物”和“致知”是两项最基础的实践工夫，是道德修养层层递进的根本，我们以宋明儒学中的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来分别解释一下“格物致知”。 程朱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认为，“格物致知”指的是“即物穷理”，意思是宇宙万物都有道德价值之理，道德的实践，必须要对事物加以穷究，并与人充分讨论，从而把握道德价值和道德实践的意义和道理。程朱理学注重的是世上所有的普通人必须循序渐进，按部就班的做学问，看重道德的认知，是一个向外学习的过程。 陆王学派的代表人物王阳明则认为，“格物”指的是“正行为”，“致知”就是“致良知”。实践道德的基础在于每个人所具备的良知和最根本的道德心，认为最重要的是承认良知的存在，并把良知在现实中通过道德心充分的表现出来，王阳明看重的却是道德的实践，讲求当下就有的道德体验，是一个向内反思的过程。 这两种观点虽有所不同，但实质却是相辅相成，互为补充的。我们把这两种观点综合为：实践道德的目标，一方面向外学习，一方面又要向内反思，将外在学到的知识，通过内在的反思来理解和消化，“求学与做人，贵在齐头并进，更贵能融通合一”。 理学发展及王阳明的贡献《大学》一书，原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篇，成书远在先秦时代，东汉郑玄为之作注，唐代韩愈在《原道》引用其中的“修身齐家”的言论，来论证儒家对现实伦理的重视程度以后，将《大学》视为儒家的基础，才引起了儒学者的广泛关注。 进入宋代以后，为了封建制度建设的需要和“道统”意识的强化，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便把《大学》从《礼记》里抽出来，独立成篇。并把它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合编成《四书》，更将《大学》视为“初学者入德之门”， 随产生了庞大的“理学”的思想体系。 明代王阳明生活在明中叶时期，一方面是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，另一方面思想领域又出现了一些活跃的思潮，这些活跃因素催生了王阳明的思想，让他依据“格物”、“致知”建立起自己的“致良知”哲学体系，成为自他以后思想界的主流。 朱熹认为《大学》原文欠缺对“格物致知”的解释，觉得原文有佚失，故写成《格物致知补传》来补充。“即物穷理以致知”，穷究一切事物之理，来促进道德实践的认知，体现事物的道德价值之理。从义理上来说，他把《大学》内容补充的更完整，更系统。 朱熹的“格物”是通过阅读经典、增长见闻，来唤醒内心固有的天理。“物”在心外，“格物”有一个从外向内发展的渐进式的步骤。 王阳明则把“格物”视为身心上的功夫，“其格物之功，只在身心上做”，认为“格物”是由内而外的实际认知。 王阳明在“格物”上前后也出现了两种观点，他的思想发展的中期阶段认为“心即理”，“格物”就是意根而深入的心之“理”，到了他的晚期思想阶段，“格物”就建立在“致良知”基础之上了。“格物”经过王阳明的先后改造，从“天理”到“良知”反映了王阳明在认知层面上的深化。“致良知”也是王阳明“心学”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。END. 作者：五猫 我是博书君，更多精彩内容，关注我的账号：博书。看完文章，记得点赞和关注~","
格物致知这个成语家喻户晓，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重要命题，对古代科学发展从思想上有所影响，其基本意思是说：考察事物，获得知识。 这一词语最早见于先秦经典《礼记·大学》，是该书所提出的儒者求学八阶段的初始两个阶段：“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格物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”。 这一段话，是儒家学派为实现自己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政治思想而提出的阶段性行为目标。这一程序性行为纲领的起始就是格物致知。由此可见格物致知在儒家学说中的确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。 “格”、“物”在古代用法均很广泛，这一段话，在孔子时代大概并不难解，孔氏本人未做解释，孔门弟子对格物致知含义亦未阐发，这导致后人在理解格物致知含义时出现很多歧义，每个人都想依据自己的哲学倾向对之做出合乎己意的解释，这就使得在此问题上，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局面。 宋代是谈论格物致知比较多的朝代。一代名儒司马光，曾专门作《致知在格物论》，畅述己意。他首先指出：“人情莫不好善而恶恶，慕是而羞非。然善且是者盖寡，恶且非者实多。何哉？皆物诱之，物迫之，而旋至于莫之知；富贵汩其智，贫贱翳其心故也”。从这种认识出发，他解释格物致知说：“《大学》曰：‘致知在格物。’格，犹?I也，御也。能?I御外物，然后能知至道矣”。他批评郑玄说：“郑氏以格为来，或者犹未尽古人之意乎？”司马光强调要抵御物质生活的引诱，认为这样可以保持一个人的高风亮节，不为物欲遮蔽自己的聪明才智。此说当然有其不可磨灭之处，但亦未必合乎古人原意。他与郑玄一样，在此问题上都“师心自用”了。 “格物致知”到了宋代，被朱熹提到了特别崇高的位置。朱熹认为，《大学》一书缺了对格物致知进行解释的一章，他补上了这一章。朱熹增补的内容是：要获得知识，必须考察事物，以求认识事物的理。任何事物都有理，任何人都有一定的知识。求学者应该把心中已知的理作为基础，进一步努力，以求达到认识的顶点。经过长期努力，会达到这样一个境界，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了一切，这就是认识的顶点。 朱熹所说的事物，包括自然界的事物，但主要是社会事物，包括读书和待人接物。比如考察如何孝顺父母，如何忠诚于君主等等。陆九渊和王守仁认为，心既然是理的凝聚，心也就是理，因此，要认识理，不必去考察外界事物。王守仁甚至认为，我心中固有良知，把这良知推广到事物，就是格物。 在格物致知学说上对后人影响较大的是宋明理学，其中主要可分为两派，程（颢、颐）朱（熹）一派和陆（九渊）王（阳明）一派。程朱等人释格物致知为“即物穷理”，二程说：“格犹穷也，物犹理也，若曰穷其理云尔。穷理然后足以致知，不穷则不能致也”。（《程氏粹言》卷一）朱熹说：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”。（《大学章句·补传》）这里的“即物穷理”，是要求人们运用已知的知识，深思客观事物，达到自己内心的豁然领悟。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内省式的思考过程。 宋明理学对“格物致知”的发挥，在后世也有人表示反对。例如颜元就公开批评朱熹说：“朱门一派，口里道是即物穷理，心里见得，日间做得，却只是读、讲、论……其实莫道不曾穷理，并物亦不能即，半日静坐，半日读书，那曾去格物”。（《习斋记余·阅张氏王学质疑评》）颜元主张格物要亲自动手，实地去做，不能离物而空洞地“穷理”。这样的格物致知，有利于科学的发展。 实际上，因为格物致知学说具有研究客观事物以获取知识的含义，一些重视研究自然的有识之士也借用这一口号，赋予它新的内涵，用以阐发自己的思想。例如王夫之即曾这样说过：“密翁（方以智）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，诚学思兼致之实功。盖格物者，即物以穷理，唯质测为得之。若邵康节、蔡西山，则立一理以穷物，非格物也”。（《搔首问》）王夫之所提到的“质测之学”，是方以智的创举，它的中心内容是要求以实证方法研究自然现象。王夫之认为只有质测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，这赋予格物致知学说以崭新含义，标志着这一术语已经进入自然科学范围。 随着明末清初科学技术的传入，中国人研究自然现象的热情也高涨起来。这时人们谈论格物致知，很多情况下都意味着研究自然以获取知识。古老的格物致知学说获得了新生，成了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理论根据。清末翻译的西方科技书籍，有些径以“格致”名之。格致一词成了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部门的统称。鲁迅先生在《呐喊自序》中写道：“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在这世上，还有所谓格致、算学、地理、历史、绘图和体操”。他所说的格致，就是指的这些自然科学。在中国传统科学与西方科学技术合流过程中，格物致知学说以独特方法参与并加速了这一过程，从而在科学技术史上取得了一席永久立足之地。",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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